被全家人逼着去卖身的女孩
去年7月的一天，我和同事在省厅办完事，晚上一起到街道口吃饭。
正在等菜时，有一家三口走进了饭店。妻子齐耳短发，手里抱着年幼的孩子，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。丈夫憨厚敦实，一手提着大大的购物袋，一手轻轻扶着妻子。
服务员将一家人引到离我们不远的位子前面，丈夫将手中的购物袋放在一旁，亲昵地接过妻子手中的孩子。这间隙，妻子放松下来，四处望了望，目光掠过我们桌，停了下来，眼神中有喜悦、有错愕、有吃惊，还掠过一丝忧虑。
四目相望，我也愣了一下，下意识想起身打下招呼——但又意识到不妥，马上打消了自己的念头，只是轻轻冲她点点头、笑了一下，便收回了目光。
“认识？”同事发现了我的异常，转头看了一眼，轻声问我。
“嗯。”我点点头，然后岔开了话题。
其实，目光交错的那一刻，我很想像老友相见一样，上前和她寒暄，听她讲讲最近的境况，还有那个以前她向我提起的梦想现在实现了没有。
但我不能那样做。我怕我贸然上前，会打扰她现在的生活。
“相见不如怀念，愿一切安好。”当晚，我在QQ空间里突兀地写下一句心情。
没过多久，有人留言。是一个陌生号码，只有两个字。
“谢谢。”
1
她叫方巧，曾经是我的朋友。但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却是在一个对她来说很不光彩的地方。
2014年年初，公安局组织了一次“扫黄打非”专项行动，在突查辖区一家酒店时，方巧被我逮了个正着。
派出所里，她没怎么抵赖，也没做过多辩解，还算配合。民警审讯她时遇到的唯一困难，是她不会说普通话，那地道的山东方言，让来自南方的同事们一筹莫展。
我是山东人，自然被派上了场。老乡见老乡，本该是一件愉快的事情，但在这种环境下相见，谁都愉快不起来。
方巧那年21岁，来自鲁西南山区，“从业”一年有余。
讯问过程按部就班，方巧说自己家中困难，不得已从事了这个不光彩的职业。对于她的话，我懒得深究，因为之前被抓获的失足妇女大多也都是同样的说辞。
做完方巧的材料，同事去公安局法制科报裁。等待的间隙，我坐在讯问室里，便找话头和这位老乡聊了起来。
“家中困难，还用这么好的手机？”我指着桌上的一堆手机问她。
现场收回来的手机摞成一摞摆在我面前，基本都是当时上市不久的iPhone5S。
方巧却摇摇头，指着其中一部显然不太入流的翻盖手机说，那个才是她的。我反而有些不解，以前进到派出所的失足妇女大多人手一部高档手机，她们的钱来得快，一般都舍得在这些方面“犒劳”自己。
“少见啊。你留着钱干啥用？”
“给我弟用。”
方巧说，她的弟弟在南京读大学，学费和生活费都由她来负担，赚的钱基本都给她弟弟转走了。看我不太相信，还让我打开她的手机相册，看他弟的照片。
我打开手机，里面确实有一个男孩子的几张照片，看长相和方巧有几分相似，看背景也确实是南京某大学的校园，只是那个男孩子的衣着打扮看不出是家庭困难的样子。
“你父母呢？去世了？”我顺着方巧的话问她。一般来说，这些失足妇女总会顺势编一个类似父去世母病危的“感人”故事，然后试着“恳请”我“放她一马”。
可方巧却说他的父母都在，自己是自愿干这行承担弟弟学费的。我再深问她就不说了。
同事从局里回来，告诉我法制科裁定，对这批失足妇女拘留10天。我向方巧出示了处罚通知，让她在上面签字按印，方巧紧张地问我她会不会被送去劳教。
“不想去劳教？怕耽误‘赚钱’吗？”其实在2013年年底劳教制度刚刚被废除，但我不想直接回答她，反问了一句，希望她断了重操旧业的念头。
方巧说，年后弟弟开学要带各种费用回学校，钱她还没凑齐。
“怎么着？你还真打算接着干啊？”我继续反问她。
方巧赶紧怔怔地摇摇头。
2
方巧的住处在辖区内一个老旧小区里，原本她是和另外一个“姐妹”一同租下了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，白天做一些手工活，晚上去夜场“上班”。两人都不是“全职”，大多数时候是在夜场陪酒、陪唱，只有当客人提出额外的要求并支付高价，才会“出台”。
这样既可以让夜场老板摆脱“容留、组织卖淫”的罪名，又能吸引一批抱着不纯目的前来消费的客人，因为陪酒、陪唱并不犯法，警察也拿夜场老板没什么办法。
后来，方巧的“姐妹”嫌夜场老板“提点”太狠，辞了工作，在自己的房间里专职“开工”卖淫，结果遭到邻居举报，被警察抓走。但房子租期未到，所以方巧依旧住在这套房子里。
专项行动之后，领导要求我“处理”一下涉案的失足妇女。所谓处理，就是暗示我要把她们全部从管区里“赶走”，我心领神会，找到房东，让他把方巧二人剩余的租金退掉，把房子收回来。房东虽不情愿，但还是连连点头。
拘留了10天之后，方巧回到了住处，发现房东已经把她的行李扔到了楼道里，让她“拿东西滚蛋”。方巧要求房东把剩余的8000多元租金和押金退给她，但房东坚决不肯，不但很露骨地说了一些侮辱她的话，还动手打了方巧。
那次，还是我出警帮方巧要回了租金和押金。方巧很感动，说没想到警察还会帮她。我说，一码归一码，你“捞偏门”该打击就打击，他“趁火打劫”该处理就处理。
方巧拖着行李满城找了三天房子，也没找到合适的。市里的便宜房子基本都在我们的管区里，她又跑回来求我网开一面，让她继续在附近找地方住，并保证一定会找一份正儿八经的工作，绝对不再“捞偏门”。
我勉强同意了方巧的请求，明确告诉她，再被我抓住一次，马上收拾东西走人。方巧千恩万谢，不久就在附近租到了合适的房子，然后又在步行街的美甲店里找到了一份学徒工的工作。
领导责问我为什么不把人“撵走”，我解释说，人在这儿我还能看着，撵到别的地方成了“暗娼”，更难管控。何况我们的管区本身就鱼龙混杂，赶走了方巧，再搬来个张巧、刘巧，谁知道会惹来什么麻烦，还不如把这个“在控”的管好算了。
领导听完，还亲自去步行街“暗访”了一圈，看方巧确实在那里规矩上班，方才作罢。
3
步行街是管区的“重点部位”，上级要求我每天必须完成两次巡逻。方巧工作的美甲店位于步行街的第一家门面，每次巡逻时我都会下意识地望一眼，看方巧有没有“脱管”。
后来跟方巧熟了，我也问过她，为什么不去省城或南方的大城市找一份工作。方巧说自己只有小学文化，又不会说普通话，没有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，大城市消费水平太高，去了也只能重操旧业，还是留在这里学点手艺吧。
像方巧这个年纪的女孩子，很少有没完成义务教育的，在我的印象里她的老家也并非极端落后，正常人家孩子不至于连小学都读不完就出门工作。
我问她原因，她犹豫再三，还是告诉了我原委。
方巧一岁那年，亲生父亲去世，母亲带着她改嫁给了现在的父亲。婚后，母亲又生了两个弟弟。
继父本就是个非常重男轻女的人，更何况方巧又不是自己亲生，因此方巧从小就不受继父待见，动不动就被打得鼻青脸肿。
方巧家境贫寒，继父在济南的建筑工地当小工，母亲在老家的一家医院做清洁工，照顾两个弟弟的责任自然落到了年幼的方巧身上。到了上学的年纪，继父想让方巧留在家里继续照顾两个弟弟，一直拖着不让她去上学，后来，还是村镇两级政府来干预，继父差点儿为此进监狱，方巧才终于得以读上了书。
上小学一年级那年，方巧已经10岁，比同学们足足晚了三四年。那时，8岁的大弟已经读二年级，7岁的二弟也入学了，方巧和二弟同班，所以，方巧还要继续负责照顾他。
方巧上学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。
读到四年级，二弟放学之后和同学一起玩耍时，失足掉进养鱼塘里淹死了。继父把小儿子的死全部归咎于方巧当时没有在场，没“看住”弟弟。等二弟的丧事办完之后，继父把方巧狠狠打了一顿，剥夺了她继续上学的“资格”。
“你后爸这样做是违法的，你们当地（政府） 没再管吗？”我有些生气地问方巧。
“管了，后来我又去读了两年……”
在当地政府的再次干预下，方巧总算读完了小学，本该继续读初中，但就在她小学毕业那年，继父在工地干活时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，造成重伤，几经抢救，命算是保住了，但人却残废了，在家卧床需要人来照顾。母亲的工作成了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。小学毕业的方巧无奈又一次辍学，回家专心照顾继父。
“实话说，也是我自己确实不想再上（学） 了，我不是个读书的材料，年龄大，学习差，同学都笑话我。而且，只要一到学校我就想起二弟来，总觉得是我没看好他，害死了他……”
出于对死去的二弟的愧疚感，方巧对大弟疼爱有加。大弟也算争气，一直读书，考上了二本。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，大弟看到家徒四壁和躺在床上的父亲，发愁学杂费无处张罗。方巧又主动承担起了供大弟上学的责任。
最初的一年，方巧卖过衣服，打过零工，去电子厂站过流水线，但无奈学历太低，收入太少，挣来的钱根本不够支付大弟在南京读书的开销，最后只好听人介绍，跑到我们这里做起了“小姐”。
知道了方巧过去的经历，我有些动容。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，警察不是救世主，我也没法给她太多的帮助，只好劝她想开点，真要缺钱缺得厉害，可以从我这儿先拿一点去应急。
“你不怕我拿钱跑了啊？”听我说可以借钱给她应急，方巧不好意思地问我。
“敢借就不怕你跑，警察追债的手段可比一般人厉害多了。”我也笑着跟她开玩笑。
4
方巧从我这里拿走过9000块钱。
那是2014年4月，她说弟弟要交“实习费”，自己手里的钱不够。我心里有些疑惑，大学生实习为什么还要倒交费？但毕竟自己承诺在先，也不好多问，便把钱转给了她。
方巧十万分感谢，一个劲说发了工资马上还我。她那时每月工资只有2000元多一点，我也没指望她很快还我，只好说不急。
之后的每个月，方巧都会转给我1000块钱，但到了那年8月，方巧居然一次性把剩余的5000块钱还给了我。我正奇怪方巧怎么突然有钱了，她却因卖淫又一次被邻市公安机关抓获。
因为涉及违法，方巧美甲店的工作自然也丢了。从拘留所出来，她躲了我很久，但最后还是被我堵到。我愤怒地质问她当时怎么跟我承诺的，为什么又去重操旧业。
“我需要钱……”方巧低头说。
“我不是一再跟你说，我的钱不急着还嘛！”
“不只是你的钱，我弟弟那边还需要一大笔钱……”
方巧说，大弟前段时间打来电话，说开学之后就读大四了，想准备考研究生，要报一个“包过”的培训班，需要一万块钱，加上新学期的学杂费，总共要两万多块钱。
方巧自己实在拿不出这么一大笔钱来，又不好意思再找我开口借，思来想去只好再去以身试法，想着“赚够了就收手”。
“警官，我怕给你惹麻烦，没在你的辖区里干，求你别撵我走……”
我有些忍无可忍，但愤怒的理由并不单纯是因为方巧又去“捞偏门”。
“你弟弟一年学费多少钱？”
“学费一万，住宿费……”
“胡扯！哪有收一万学费的二本学校？你弟在哪个学校上学？学什么专业？”
“南京××大学，××专业。”
方巧见我不信，连忙掏出手机，找到弟弟发来的催款短信给我看。
我拿过方巧的手机，她大弟近期确实发短信找她要“学费”。再往上翻，看到以前的通信记录，我不禁火冒三丈。
除了学费之外，方巧每月给大弟要转2000元的生活费。此外，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费用：“书本费”“杂费”“培优费”“实习费”“考试费”“建校费”“入党费”“通信费”“服装费”，等等。
这些在经历过大学生活的人看起来荒唐可笑的“费用”，却成了大弟找方巧要钱的理由，其中那项4000元的“通信费”，因为方巧晚给了三天，还被大弟一通埋怨。
我告诉方巧，大弟可能在骗她，高校压根儿没有这些收费项目。方巧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，可依旧不太愿意相信大弟在欺骗自己。
5
2014年国庆节假期，我要去南京看望女友，想到方巧的大弟，便问她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我带给他。
方巧先是说有点东西请我帮忙带，但后来又说不用了。我猜她大概是怕我把她的事情告诉弟弟，便没再提。
结果临行前，方巧又找到我，犹疑了好一会儿，才说请我帮忙查探一下，看看她大弟到底在大学里做什么。
“什么意思？”我问方巧。
方巧说，大弟又来催款了，继上次的两万元之后，大弟又说学校要求“补交”以前的“实验费”5000块钱，可这次她实在拿不出钱来了。上次给大弟汇过去两万块钱之后，她也找别人问过，谁都没听过学校有大弟说的那些收费项目，所以想请我顺路去大弟那里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来到南京，我找到方巧弟弟所在的学校，却没有见到她大弟本人。我自称是他的老家亲戚，问他的同学他人去哪儿了，同学说国庆节他带女朋友去厦门旅游了。又问同学他在学校的生活和学习情况，没想到那位同学不屑地回了我一句：“富二代嘛，家里有钱，在学校不都这一个屌样儿。”
我又提了一句学校收“实验费”“通信费”的事情，几个学生都摇头说没听说过。我暗自摇头，心里暗骂方巧的大弟“不是东西”。
在南京待了五天，也没有等到方巧大弟从厦门回来，假期快结束了，我便回了湖北。回来不久，方巧来单位问我大弟那边是什么情况，我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。方巧咬着嘴唇没有说话，听完默默地离开了。
之后方巧消失了一段时间，房东几次上门收水电费都找不到人，电话也联系不上，便来派出所举报方巧“逃费”，我让房东先从她的押金里扣水电费。
房东嘀咕几句走了，我连忙给方巧打电话，提示对方关机。我以为她悄悄搬走了，心里还埋怨她“不够意思”，走之前也不来告个别。又转念一想，毕竟我和她非亲非故，人家好像也没有来跟我告别的义务。
一个多月以后，我竟然在医院遇到了方巧。她正在办出院手续，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，我急忙上前问她怎么了，为啥病了也不说一声。
一问才知道，那段时间她并没有搬走，而是独自去南京她弟弟就读的学校。直到她到了南京，大弟仍在厦门旅游，方巧找到了他的辅导员老师，向老师询问弟弟在校的表现和三年来学校缴费的情况。
弟弟的所有谎言不攻自破，方巧踉踉跄跄地走出辅导员办公室，没有立刻离开，而是去学校后面的“堕落街”租了一间日租房等弟弟回来——她依然不肯彻底相信弟弟骗了自己。
又过了半个月，弟弟终于带着花枝招展的小女友从厦门回了学校，两万块钱“学杂费”花得一分不剩。见到愤怒的辅导员和在学校待了半个月的姐姐，他几乎惊掉了下巴。
在周围人鄙夷的目光下，方巧大弟花了三年时间构建起来的“富二代”形象轰然倒塌，刚刚花重金追到的新女友也毫不犹豫地和他吹了。大弟恼羞成怒，和方巧大吵一架，动手打了方巧。
方巧一路哭着坐上了离开南京的列车。
伤心至极的方巧刚回到住处，没想到家里的“问罪”电话竟然也随之而来——原来弟弟在她离开南京后，向父母狠狠告了方巧一状，说她因为不想给自己交学费，跑到他学校里大闹一场，弄得他没脸继续读书，要退学。
一听儿子要退学，父母不问青红皂白，把怒火全都撒到了方巧身上，指责她“自私”“浑蛋”。方巧在电话里争辩了几句，继父开口就说她，“当年害死了一个弟弟，现在又想害另一个”。
方巧又冤又气，急火攻心大病了一场，住了半个月的医院。
“你电话咋还关机呢？”
“家里天天给我打电话，一边骂我一边让我去跟大弟赔礼道歉……”
我心里有些自责，觉得自己不该“多管闲事”，又怕方巧想不开。脑子里组织了很多语言，打算开导一下她。然而还没等我开口，方巧却抢先对我表示感谢，说如果不是我提醒，她还一直蒙在鼓里。
我反而不知说什么好。
6
2015年年初，看方巧一段时期以来行为良好，没有再去“捞偏门”，我便把她从“临控”人员名单上撤了下来，平时主动和她接触的次数也相应减少了。
但方巧却时不时来找我，问我一些培训的事情。我有些奇怪，以为她大弟又来找她骗“培训费”，方巧跟我说，是她自己想学点东西开个店，二十多岁了，“要为自己活着”，不能一辈子给人打工。
她的观念转变令我十分欣慰。从警以来，抓过那么多“失足妇女”，在派出所里个个都掏心挖肺地承诺以后绝对会改行，但一从拘留所里出来，基本都把自己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。方巧这句“要为自己活着”却很有深意，她本性并不是一个好吃懒做的女孩子，若不是家庭的原因，她也不会去“捞偏门”赚钱。
我问方巧想学什么，她说高技术的东西她学不了，就学点动手能力强的吧，“美容美发美甲、裁缝、化妆、家政什么的都行”。
“那你回山东呗，你想学的这些专业蓝×技校都有。”
方巧却说她再也不想回去了，那个家已经把她伤透了，她在努力学说武汉话，决定以后就留在湖北了。“我想以后学好了，回来自己开一家店，做老板！”方巧笑着说，眼神中充满了向往。
我也替她高兴，还上网找了几家培训机构，反复考察了广告的真实性和教学实力之后，推荐给了方巧。她选了武汉的一家，又找我借钱凑够了学费，便兴高采烈地准备上学去了。
“那个，到了武汉……”我有些担心，想给她提个醒，毕竟她有过前科，但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才能不伤着她。
方巧立刻听出了我没说出口的下文，直白地告诉我，以后哪怕再难，她也绝不会去碰那个行当了。
“你弟那边的学费……”
“前段时间我妈打电话替他跟我求情，说他研究生没考上准备找工作，手里没钱，让我不计前嫌再资助他一下。我把工资卡里所有的钱都打给了他，但以后不会再出一分钱了。”
“那个家，以后再也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”方巧的语气很决绝。
我想劝她几句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这或许是最好的结局吧。
尾声
方巧在武汉培训了半年，取得从业资格后，进入武汉一家有名的连锁美容美发机构工作。
参加工作之后不久，方巧给我发来了她的工装照和工作环境照片，说老板很赏识她，准备把她列入“储备店长”序列加以培养。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，高兴地夸她越来越漂亮了，好好干，以后争取做“女强人”。
方巧要把之前欠我的钱打给我，我说钱不急着还，你之后不是想回来开店嘛，开店也需要本钱，那点钱你先拿着吧，选地方的时候欢迎选在我的管区里，我负责“罩着”你。
电话那头，方巧犹豫了许久，说自己打算就此留在武汉发展，不再回来了。
“也好，武汉毕竟是大城市，发展空间不是我们这个地方能比的，好好赚钱。”虽然嘴上这么说，我心里却突然有些莫名的失落。
方巧听出了我的失落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也是……想彻底忘掉以前的那些事，警官，之前……谢谢你！”
“放心，你在我这边的一页儿翻过去了，你不提、我不提，不会再有其他人知道，祝你今后一切顺利！”